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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新型政商關系報告”——給企業家的七點建議》-馮鵬程教授

發布人：admin     日期：2016-07-10

【推薦語】改革開放 30 余年,我國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以知識創新為驅動的產業份額日趨顯著,現代產權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 企業家群體逐步完成新老交替,職業經理人文化也日趨普及。我們認為,在這樣的市場、產業和經營環境下,中國已朝現代商業文明邁進, 中國政商關系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的轉型期。不管未來反腐的力度如 何變化,中國也不會再回到過去政商關系的舊模式之中。因此,企業 須要及時洞悉與適應這一變化,對政商關系的處理方式進行“轉型升 級”。 我們通過一手資料和官方數據,從眾多企業案例中尋找經驗與對 策,為企業構建新形勢下的政商關系提供七點建議: 01 理解底線:企業家要有“底線意識”,即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 超出了社會容忍度。企業家的底線高于社會底線,有利于企業的長久生存和發展。 02 堅守“復利最優”策略:企業家要勇于放棄眼前需要通過權力 尋租獲得的短期利益,轉為追求長遠利益,通過復利積累的方式,贏 得企業和個人的最大收益。 03 專注發展核心競爭力:做人要成為能扛活兒的人,做企業要成 為業績好的企業,這樣的人或者企業可以獲得更大的自由,回避不健 康的政商關系,壞事不易找上門,此謂“辟邪”。 04 以法人關系替代個人關系:政商關系未來發展方向是制度化與 規范化,個人因素將會逐漸減弱,企業法人與政府之間的交往將取而代之。 05 識別政府的政績需求:企業與政府可以形成合力,推動社會發 展,而這種合力也受政府官員的歡迎。 06 發展行業組織,形成行業影響力,與政府和公眾公開溝通。 07 走出去:擺脫舊有的不健康的政商環境,到更規范的地方求發展。 政商關系在市場經濟和社會治理中長期存在,而構建主動的、合 法的、陽光的政商關系,應成為企業的長遠競爭策略。在政商關系的 轉型期,企業家一時的選擇,將會深遠地影響企業的未來。 在發布會上，周其仁就新型政商關系的討論做了點評發言，以下是其發言主要內容： 我想說說這個課題得到了什么結果。 關于經濟學有很多定義，其中一個定義是經濟學是關于選擇的學問。你要學經濟學這門學科，首先要相信人是可以做選擇的。人們經常認為社會就是給定的，自己不必做選擇。經驗證明，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在政商關系問題上，從企業家的層面看，是可以選擇的。 企業家是找一個人罩著，為你開綠燈，處處提供方便，還是寧愿吃一點虧，慢慢發現自己的核心競爭力，這實際上是在每個瞬間都可以做的選擇。 企業家的成功有很多因素，但更多的是持久努力的結果——行業對，戰略對，產品代表未來的市場需要，或者是滿足了官員政績觀中比較正面的因素，這都是積累得來的。 一個人如果總靠別人罩著，他的本事就不大。什么樣的人有本事？往往是那些不太受待見的人，別人容易得到的好處他不容易得到。 在選擇的時候，我們通常說要判斷機會。但我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企業最重要的是對危險的判斷。優秀的企業、活得長久的企業對危險有警覺。 危險很難定義，也是模糊的。在一個時期，流行送錢，但這里包含著危險。企業家如果對國家長遠的歷史有了解，就會知道送錢這些行為都是長久不了的。你去收買一個官員，就等于跟國家爭奪官員。作為一個國家政權，它會容忍嗎？如果底下的官員都被商人買走了，這個國家就空了。所以任何真正掌握國家的權力總要尋找機會進行反腐敗。反腐敗是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的基本條件，總會要做。 喜歡搞權錢交易的企業，很難搞好內部管理。比如有企業家拿兩千萬現金給官員用于鋪路，一個電話過來就把錢送到某一地點某輛車上，甚至連對方車牌號都沒看清楚。送錢的是老板手下的人，他們會對你的企業持什么樣的看法？你隨便把兩千萬付給官員，企業內部所有關系都無法擺正了，所有努力工作的員工都會認為自己毫無價值。如果人心不正，風氣不正，很難把隊伍帶好。 如果整個社會風氣不好，特別是權力沒有被關進籠子里，貪污已經成了普遍的風氣，這時候企業家做選擇是很困難的，這就需要用長遠的眼光看問題。有人說沒有現在，就沒有長遠，我也同意。所以要在現在和長遠之間做一個權衡，考慮好什么事情可做，做到什么程度。 關于企業家的底線，我想說的是每一個企業要選你自己的底線。這條底線跟社會流行的底線之間，可以等于它，也可以低于它，也可以遠遠高于它，或者略高于它。我們的建議是略高于社會通行的那條底線。底線太高也不行，曲高和寡；底線如果跟社會流行的底線相平，那你要對這個流行的底線有一個判斷。我最近讀了一篇文章說，最危險的一句話就是，“現在大家都是這樣”。事后證明這是最危險的。當周圍的人都這么干，你也干，事情落到你頭上就是概率問題了。 報告提到企業要選擇走出去，意思是要通過移動來免除政商關系的一些麻煩，打運動戰。通俗一點講，就是古代孟母三遷的故事。中國這么大，你搬家是可能的。你不可能完全離開地球，但可以在可及的范圍內做選擇。我問過很多企業家，哪些城市可以去，哪些城市不去，是很大的學問。一個企業起來的時候往哪放，成長的時候往哪放，這是很重要的學問。放對了，一步一步就能走順。所以要審時度勢，考慮在不同的階段，自己在哪里的位置最優。 我80年代時研究很多企業，村里的企業到一定程度如果不走，當地的老鄉們就可能把你吃垮了——“咱們一起長大的，你今天發財了也要幫助我們”，前后左右都這么看你，你跟誰能把臉拉下來？算來算去發現遷走更劃算，但選在哪里很重要。 《報告》不是討論中國怎么反腐，那個問題太大了，而是反腐當中我們怎么跟中國的企業家一起往前走，怎么能夠把這一頁翻過去。 我還要補充一句，就是已經出現的這些民營企業很不容易，我們要珍惜。他們不但牽涉到企業家的身家性命，也是這個國家發展的基礎。即便形勢有變化有反復，企業家們也要做出自己的選擇，這是我們這個《報告》帶給各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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