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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5G網絡、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數據中心等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界定為新型基礎設施，那么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下簡稱“新基建”）并非一個全新的事物。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我國發展現階段投資需求潛力仍然巨大，要發揮投資關鍵作用，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隨后，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2019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針對下半年經濟工作再次強調，要加快推進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甚至，可以把“新基建”上溯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當時全球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努力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這極大促進了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加速拓展，自此以后上述所謂新型基礎設施一直是全球投資和資本市場追逐的方向。

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近期中央多次會議反復提及加快“新基建”，市場也在高度關注“新基建”這個熱點，有人將其作為新的“刺激計劃”。的確，加快“新基建”有擴大內需、保證2020年經濟增長目標實現這方面的功能，但是，“新基建”并不新，實際上更是上述政策的持續。科學的態度是要把“新基建”內嵌于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使其客觀上發揮了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作用。具體而言，新型基礎設施應該理解為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礎設施，“新基建”要能夠服務于高質量工業化、高質量城鎮化戰略，要能夠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才能真正服務于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避免回到“大水漫灌”的老路。

新型基礎設施應是新型工業化的基礎設施，支撐高質量工業化戰略

當前資本市場上流行觀點認為新型基礎設施主要包括七大領域：5G基建、特高壓（電力物聯網）、高鐵（軌道交通）、充電樁（新能源汽車）、數據中心（云計算）、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在此之前，一些技術研究機構將新型基礎設施定義為融合感知、傳輸、存儲、計算、處理為一體的新一代智能化信息基礎設施。實際上，這些界定雖然比較具體，但內涵還過于狹窄，無法真正詮釋新型基礎設施的“新型”的全部內涵。“新型”應是和“傳統”相對應，新型基礎設施應該對應的是傳統基礎設施，而傳統基礎設施一般就是我們所理解的鐵路、公路、機場、港口城市設施等傳統工業化的基礎設施，基本上是基于上一輪工業革命的機械技術、電氣技術、通信技術等應用的結果。新型基礎設施則是新型工業化的基礎設施，所謂新型工業化則是在傳統工業化基礎上疊加了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等要求，是新一輪科技和工業革命的信息技術、智能技術、新能源技術等產生和應用的結果，新型基礎設施既包括新一代智能化信息基礎設施和新能源基礎設施，也包括傳統基礎設施的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改造后的設施。因此，新型基礎設施應該是新型工業化的基礎設施，不僅包括新一代智能信息基礎設施，而且還應包括與綠色化相關的各類基礎設施；不僅包括上述七大領域，還應包括支撐不斷深化拓展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各種基礎設施。

由于中國是后發現代化國家，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并不是傳統的工業化道路，而是融合了信息化、綠色化等要求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在新型工業化道路上我國快速推進了工業化進程，基于工業化理論測評，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已經步入工業化后期。但是我國的工業化進程還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工業化的質量還亟待提升。一是各區域工業化進程不平衡，一些區域的工業化水平不充分。上海、北京、廣東、浙江、江蘇等已經步入到后工業化階段，但仍有相當數量的中西部省份基本還處于工業化中期。二是產業發展的結構不平衡，創新能力和高端產業發展不充分，鋼鐵、石化、建材等行業的低水平產能過剩問題突出并長期存在，而高端產業發展不夠和產業價值鏈高端環節占有不足，自主創新能力還有待提升。三是工業化速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不平衡，綠色經濟發展不充分，14億人口的快速工業化進程，給資源環境的承載提出了極大挑戰。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而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針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經濟發展，與此相適應，我國新型工業化道路也需要從高速度工業化戰略轉向高質量工業化戰略，針對工業化進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積極推進高質量工業化戰略。因此，“新基建”需要支撐高質量工業化戰略，針對上述區域發展、產業發展和綠色發展等方面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進行新型基礎設施的項目選擇、融資投資、布局選址等一系列建設決策。這意味著“新基建”絕不僅僅是今年短期的經濟增長問題，而是“十四五”規劃乃至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大問題。

新型基礎設施應是新型城鎮化的基礎設施，支撐高質量城鎮化戰略

伴隨著工業化進程，城鎮化進程會不斷推進，這是一個現代化的普遍規律。隨著我國新型工業化進程的深化，我國也開始不斷推進新型城鎮化，201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指出緊緊圍繞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走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城鎮發展需要大量的城市間和城市內的基礎設施，城鎮化需要大量基礎設施建設，新型基礎設施也應該與新型城鎮化要求相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四化同步”發展，也就是新型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而新型城鎮化要與新型工業化良性互動，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相協調。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新型基礎設施應該是“四化同步”發展的基礎設施，不僅僅要滿足新型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要求，還要滿足城鎮化與工業化良性互動、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的要求。

具體而言，新型城鎮化的要求可以體現為建設智慧城市、綠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綿城市、人文城市、宜居城市等一系列類型的現代化城市的要求，還體現在城市群、大都市圈建設的要求，這些要求也是高質量城鎮化戰略的目標，“新基建”就是要建設符合現代化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要求的基礎設施。要支撐高質量城鎮化戰略，“新基建”一方面布局全新的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的城市基礎設施，如新一代智能信息網絡，包括F5G（千兆光纖寬帶）、5G、物聯網、云計算、邊緣計算、新型互聯網交換中心等；另一方面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綠色技術與交通運輸、能源水利、市政、環保、公共衛生等傳統城市基礎設施進行融合，對傳統城市基礎設施進行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而建設形成的新基礎設施。例如，通過信息技術與傳統基礎設施的深度融合，形成工業物聯網、車聯網、電力物聯網、城市感知設施、智能化市政等。高質量城鎮化戰略，不僅包括單體城鎮發展，還包括建設城市群、都市圈的發展，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未來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量很大，這既包括城市群的城市和城市之間高速、便捷、綠色、智能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還包括都市圈中城市和郊區、中心城市和衛星城市之間交通、信息等基礎設施以及各類公共設施。總之，支撐新型城鎮化戰略，將是“新基建”的一個主戰場。

新型基礎設施應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礎設施，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相應的經濟體系也需要從傳統經濟體系轉向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現代化經濟體系必然需要現代化的基礎設施，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都是現代化的方向和要求，因此，新型基礎設施是現代化基礎設施，構成了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礎設施。制約傳統經濟體系轉向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矛盾在于供給側質量不高，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提高經濟體系的供給質量，需要破除無效供給、提高有效供給，以更好地滿足需求，也就是需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樣，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通過“新基建”進行基礎設施創新，從而提高基礎設施供給質量，促進數字經濟、智能經濟和綠色經濟的發展，進而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從而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

但是，加快“新基建”并不必然就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年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我國經濟工作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以改革體制機制的辦法推進供給結構調整、提高供給質量，以更好地滿足需求，進而實現經濟平穩健康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要求是深化市場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通過更加完善的市場體制機制這只手來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而不是用政府這只手直接干預供給結構、實現經濟結構調整。也就是說，“新基建”如果只是政府投資，試圖通過政府投資來提高經濟供給質量，雖然這可能會大幅度拉動投資、擴大內需，產生直接的從需求側刺激經濟增長的功能，但由于沒有很好地利用市場機制，不能認為“新基建”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基建”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要求“新基建”投資與項目更多的是尊重市場規律、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政府通過選擇性產業政策進行大規模投資刺激作用的結果。“新基建”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是對市場上熱盼通過“新基建”大規模刺激經濟的否定。雖然基礎設施一般具有公共性，也需要大量的資本，這需要政府的超前規劃和投資，但是要想獲得長期經濟效率，基礎設施建設也必須堅持優先和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原則。尤其是新型基礎設施與傳統基礎設施具有很大區別，一方面市場前景不確定較大，選擇性產業政策的適用性不高，另一方面近些年在市場機制推動下這個領域已經有了很好地發展成就。因此，“新基建”需要政府引導，但切勿過度直接介入。尤其是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宏觀經濟目標實現壓力增大、地方政府投資熱情高漲的背景下，更需要對此保持高度的清醒。

總之，中央提出加快“新基建”，應該更多地從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角度理解和認識，而積極推進“新基建”，不能忘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工作主線，要從優先和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