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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5年里，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的高增長，年增長率高達10％。伴隨持續的高增長，整個經濟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新的重大變化，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變化就是，城鎮競爭性行業普通勞動者（非熟練勞動者與低端白領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在經歷了多年的停滯或緩慢增長后終于出現了顯著的增長。

已有證據表明，過去兩年中這種顯著的增長似乎正在演變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以南京為例，幾乎所有典型的競爭性行業普遍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在過去兩年中都出現了顯著的增長，增長幅度普遍高達20％以上。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大中城市。

四階段看工資變化

中國自1979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已經過了30年的時間。這一時期的城鎮競爭性行業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收入的變化大體上可劃分為4個階段：1979－1991，1992－1996，1997－2003，2003至當前。

在第一個階段普通勞動者的名義工資經歷了大幅度的提高，工資從30－50元上升到100－200元，不過，由于該期物價改革帶來的通貨膨脹，實際工資增長顯著地滯后于實際人均GDP的增長。這屬于一種正常的情況，經濟從低增長進入高增長，普通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增長在最初的一段時間會慢于GDP的增長。

在工資收入增長的同時，農村、農業勞動力向城市、工業的轉移也進行得較為迅速，城市自上世紀80年代逐漸進入并保持充分就業。

從1992年到1996年，工資經歷了又一輪高增長，從100－200元上升到600－1000元，屬于改革開放30年中增長最快的一段時間。農村、農業勞動力轉移步伐加快，充分就業與高增長并存。

然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經濟增長發生了大幅度的滑坡，城鎮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數千萬職工下崗、失業，與此同時，工資增長進入停滯狀態，勞動力轉移也處于緩慢增長，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徘徊在50％的水平上，并且經濟自1979年改革開放后第一次經歷了持續的通貨緊縮，CPI跌至零水平。

2002年后，中國經濟又恢復了強勁的增長，對于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要強調指出的是，這不是一種周期性的暫時的現象，而是中國經濟內在的由改革開放推動的持續高增長趨勢的恢復。主要因素是：（1）世界經濟形勢好轉，中國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2) 1997-2002年期間國有、集體企業“改制”帶來民營企業的迅速發展，取代鄉鎮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推動力；（3）重工業增長出現加速，取代輕工業成為推動工業增長的主要動力。

經濟的持續高增長帶來就業的好轉，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進入加速階段，至2006年農業勞動力在總勞動力所占比重下降到45％以下，同時物價至2005年后出現迅速增長，這一切便解釋了工資過去兩年的迅速增長。

大陸與韓國、臺灣地區增長戰略不同

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在許多重要方面與上世紀60年代初－90年代初韓國和臺灣地區的發展都是相似的。起點是落后的“二元”經濟，農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其后持續高增長的實現主要是依靠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推動。

從1979年－1996年及2003至當前，發展模式也是相似的。伴隨經濟的高增長普通勞動者收入迅速增長，農業勞動力向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迅速轉移以及城鎮的充分就業。

從發展階段來看，在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出口5至8年后，即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韓國、臺灣地區出現工資增長。

另一方面，國內投資率的上升，教育水平的提高，研究與開發部門的發展，也為實現上述轉型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上述發展模式的基本規律在于：（1）后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主要動力在于出口與技術進步；（2）工業是出口與技術進步的主要載體。這構成韓國與臺灣工業主導、出口主導增長戰略的理論根據；（3）按照動態比較利益法則，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工業生產與出口結構將必然經歷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的轉變；（4）持續的高增長在市場作用下不可避免地帶來工資的持續增長。與韓國、臺灣比較，中國勞動密集型發展持續的時間更長，從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變的時間也更長。

自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中國推行了強調內需的增長戰略，投資方面則側重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這與歷史上韓國、臺灣地區推行的工業主導、出口主導的增長戰略大為不同。

從結果來看，在推行這一戰略的期間，勞動力轉移、城市化、普通勞動者工資的增長及城鎮就業表現均不能令人滿意。

在出口方面，中國長期推行的出口戰略過度依賴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與上述強調內需的增長戰略相結合的后果便是工資抑制與消費抑制，普通勞動者實際工資至1997年后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投資率則一路攀升到史無前例50％的高水平。這不僅違反了增長的本來目的——促進廣大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經濟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的轉變。

三種方式應對工資上升

在這種情況下，工資的提高應當看作是一種積極的趨勢。第一，它標志著增長開始惠及下層的廣大普通勞動者。第二，與人民幣匯率升值一起，工資的提高將有助于加快經濟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的轉變。

對于工資上升，理論上企業可以做出三種反應：（1）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2）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內促進產業升級，從低價格、低利潤產品轉向高價格、高利潤產品；（3）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低成本的內地及國外。

歷史上，日本、韓國主要采取上述第一種方式，臺灣地區則同時采取三種不同方式。作為13億人口的大國，地域差異大，經濟發展的水平不盡相同，因此，從實際出發，中國大陸分別采取以上三種不同方式是適宜的。

在這方面，深圳的實例頗具啟發性。上世紀80年代，深圳經濟屬于典型的勞動密集型出口主導經濟，出口主要屬于加工貿易類型，來自香港、臺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起到了主要作用。

然而進入90年代后，面臨工資成本、土地成本上升，在政府的積極推動下，深圳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轉型，其轉型類似于歷史上臺灣地區經濟的轉型：（1）以IT產業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型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工業生產、出口中，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重逐漸超過勞動密集型產業；（2）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深圳以外工資成本、土地成本更低的地區。

工資與GDP并行增長是目標

對于過去兩年中城鎮勞動者工資的上升存在一種擔憂，即工資成本的上升會加劇已經出現的通貨膨脹。然而，這種擔憂是缺乏根據的。第一，工資的增長是建立在生產率增長的基礎上；第二，工資的增長將促進企業進一步提高效率及轉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產品。中國目前的投資率已達到史無前例的高水平，因此，今后的合理發展趨勢應當是工資增長逐漸超過GDP增長。

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主要來自進口石油與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及國內的過度投資。我們可以預期，這是一種暫時過渡性的現象。特別強調指出的是，緊縮性貨幣政策運用得當，可以在抑制通貨膨脹的同時不引起經濟增長的顯著下降。

對于高工資、高物價的出現，我們應當采取因勢利導的方針，將它們作為一種積極的動力促進經濟由長期依靠高投入與廉價勞動力轉向依靠效率與技術進步，從而最終進入到一個工資與GDP并行增長的良性循環軌道。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中國未來的前景抱著一個樂觀的預期。我們期望并相信，在經歷了長期GDP導向的增長后，中國能夠最終轉向大眾福利導向的增長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