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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Yasheng Huang)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7年2月7日 星期三

2006年8月的一天，一個名叫崔英杰的無照小商販走近一位市場管理人員——這位管理人員沒收了他價值約50美元的三輪車——用刀將其刺死。對崔英杰的庭審剛剛在北京結束，他正在等待宣判。對于死者及其家人而言，這是一個悲劇，對中國而言，這也是一個悲劇。

崔英杰寧愿訴諸于如此極端的手段，反映出籠罩著中國窮人的絕望情緒。崔英杰是一位退伍軍人，他無法在家鄉找到工作，靠出售烤香腸勉強維持著貧苦的生活。貧窮是他無力支付執照費用的原因之一。但另外一個關鍵原因在于，他面對著擁有巨大政治力量的壟斷勢力。

中國城市的官僚機構向小商販和小企業征收的執照費越來越高，同時采取了嚴厲的手段——有時還包括暴力手段——打擊無照經營活動。

我的研究表明，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監管負擔的加重和財產權的弱化，已經影響到政治上處于弱勢、但在經濟方面較為靈活的小企業家。80年代和90年代初是這些企業的黃金時期。《中國青年》(Chinese Youth)雜志1985年對讀者進行的工作偏好方面的調查顯示，選擇自己創業的人數最多，希望進入政府部門的人數排在第7位。中國與東歐國家之間最顯著的區別，是充滿活力的私營領域：中國能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維持相對較高的就業水平，主要得益于其在私營領域的優勢。

然而，從那以后，中國的官僚機構——特別是在城鎮地區——已經變成了“一只掠奪之手”(a grabbing hand)，這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教授安德雷?施萊弗(Andrei Shleifer)為俄羅斯發明的詞匯。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1999年有3160萬家企業被列為“私營”企業，而到了2004年，這個數字變成了2350萬家，在一個被認為發展迅速的時期，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

小企業主的可憐狀況，與西方盛行的、認為中國是資本家安居之地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對照。在一份有關中國經濟所有權結構的分析報告中，兩位經合組織(OECD)的經濟學家肖恩?多爾蒂(Sean Dougherty)和理查德?荷德(Richard Herd)使用了中國國家統計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詳細的工業企業數據庫，該數據庫標明了每家企業的控股股東。*在評估中國經濟所有權結構時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往往無法弄清是誰在控制企業。經濟學家們的結論是，在2003年——數據庫有記錄的最后一年——有52%的工業附加值來自私營企業。

然而，這里有兩個關鍵問題：52%是準確數字么？如果是，它是否意味著這是一個主要基于私人所有權的經濟體呢？

在他們的研究中，這兩位經合組織經濟學家做出了一個關鍵的假設——他們將個人、本土“法人”或外國公司控制的企業列為“私人實體”企業。雖然將個人或外企控制的企業列為“私人”企業是有道理的，但把國內法人（一個可以合法簽定合同的人或組織）控制的企業歸入此類，則是另外一回事情。這種國內實體持有的股份，類似于日本的“系列”(keiretsu)安排，即企業交叉持股。而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關鍵區別在于，中國許多交叉持股的資本來自于國有領域。因此，只要對中國稍有了解的人就能發現，經合組織的分類，包括典型的國有企業。

但是，是否52%的估計數字就表明中國的經濟由私營經濟所主導呢？為了提供一個基準，我們將目前的中國與80年代初期——處于集中經濟頂峰——的印度做一個比較。在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執政時期，印度對銀行實行國有化，限制外國投資，并給私營領域設置了大量障礙。即便是在這一切最突出的時期，私營領域在印度經濟中的重要性，也遠遠超過目前的中國。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1989年一份有關印度的報告，私營領域在制造業產值中所占的比例從60年代初的93%，降至1983年的“僅僅”69%。而中國在經歷了28年的改革，加之在統計私營領域規模時的“慷慨大度”，仍未能達到印度10年前（剛剛開始經濟改革）的私營領域規模。

盡管中國在朝著建立市場經濟關鍵因素的方向上已經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遠遠沒有為那些真正推動市場、與政府沒有關聯的小企業家建立一個平等的競技場。中國領導人希望建立一個“和諧社會”。既然如此，為什么不從像崔英杰那樣的個體業主開始呢？

*www.olis.oecd.org/olis/2005doc.nsf/linkto/ECO-WKP(2005)58

作者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任教，并著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

譯者/ 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