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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經濟不能靠長期服用“激素”

發布人：admin     日期：2012-11-05

我們現在面對的相當一部分經濟問題，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們長期以來奉行經濟增長壓倒一切，我們從上到下很多人腦子里已經形成根深蒂固的觀念，也就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分配政策、社會福利政策、教育政策等甚至法律法規都要為經濟高增長保駕護航，連住房、教育、醫療、旅游、文化這些在很多發達國家都不進行市場化改革的領域，我們也為了經濟增長，而不顧一切地搞活。而在宏觀經濟上，就像有些短視的農民，為了高產就不顧土壤板結，而一直濫用“化肥”，我們長期以來，為了經濟高增長，一直在濫用凱恩斯主義。 實際上，只要能保持財政預算公平地分配財政資源，保障貨幣政策獨立，匯率穩健而能自我修復外部貿易平衡，物價穩定而能保證通脹基本溫和，社會福利、教育、醫療、住房、養老能給每個老百姓公平的立足點和起碼的尊嚴，那么，經濟自然能夠健康成長。就像大自然里的樹木，雖然有護林員照顧一下能長得更好，但是你本來無需天天施肥，天天澆水，樹木也能自然成長。 我們現在迫切需要以目標管理制來提升政府的專業水平，更要以法定的目標來約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為。同時要在當前行政架構下加強問責，以獨立的政策評估部門，提高問責和行政專業水平。 凱恩斯本來的意思是說在經濟略微不好的時候適度刺激經濟，可是我們卻長期服用過量的“激素”，長期嚴重超發貨幣，嚴重舉債擴張財政。這樣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和稅負過重，進而導致本來我們最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迅速衰落。多印的票子不僅僅推高了物價，還大量涌入不動產，推高了房價、地價和租金。在盲目政績導向下，擴張的財政不僅在基建領域里低水平重復投資，更使得產業升級無以為繼，政府只給自己認可的項目十足的好處，而企業家自己愿意投資的產業不得不面對繁重的稅收。原因很簡單，前面的錢是后面來的。可以說，政府每投資成功一個企業，其代價就是一堆本來能活得好好的企業陷入困境。 我們這種“濫用化肥”的經濟增長并不是健康的成長，我們總愛操之過急。實際上，只要能保持財政預算公平地分配財政資源，保障貨幣政策獨立，匯率穩健而能自我修復外部貿易平衡，物價穩定而能保證通脹基本溫和，社會福利、教育、醫療、住房、養老能給每個老百姓公平的立足點和起碼的尊嚴，那么，經濟自然能夠健康成長。就像大自然里的樹木，雖然有護林員照顧一下能長得更好，但是你本來無需天天施肥，天天澆水，樹木也能自然成長。我們現在迫切需要以目標管理制來提升政府的專業水平，更要以法定的目標來約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為。同時要在當前行政架構下加強問責，以獨立的政策評估部門，提高問責和行政專業水平。 比如我們的財政透明，完全搞錯了方向。其實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分幾大類、搞多少名目，這些名堂根本不重要，你就按照撥錢的具體細節披露就行了，每筆錢是誰批準的，批準給誰的，決策的基礎是什么，誰負責執行的，執行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效果，有沒有問責。然后，我們就專門看那些決策離譜、金額巨大、沒有執行的，然后看看負責決策和執行的官員是不是被追究責任了。 如果說所有東西都按照公式和流程來走，行政效率一定會大為提升。 再比如貨幣政策，我們不應該再讓貨幣政策盲目地服務于經濟增長，更不應該把貨幣刺激當成經濟增長離不開的長期“補藥”。我們應該首先對央行提出法定目標，中央銀行沒有義務也沒有權力服務于任何經濟增長目標，央行唯一應該做的就是確保貨幣政策的獨立，確保通貨膨脹一直可控，確保這個核心目標完全不受政府的干預。 在這個法定目標下，我們再從外匯儲備、金融管制、政府投資和壟斷行業定價四個方面化解通貨膨脹。在外匯儲備方面，我們要控制貿易順差和外商投資，適度啟動人民幣升值，調低出口退稅，或者用其他綜合手段（如產業結構調整）來適度控制貿易順差的規模。同時，修改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標準，優化地方招商引資項目，從而控制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 而通貨膨脹的根本是因為政府投資，由此帶來的非理性亢奮盤活了外面來的洶涌貨幣，有了貨幣為虎作倀，這個異常亢奮的需求導致國內要素全面緊缺，從勞動力到自然資源的價格都因此大幅上漲。 因此，當務之急是遏制地方政府的舉債投資沖動，調整商業銀行目前的粗放管理模式，走出現在這種“上市圈錢，補充資本，大舉放貸，再去排隊圈錢”的怪圈。現在，地方政府跟國有銀行借錢，因為兩頭都是國家的，而且國有銀行的地方主管也不想計提壞賬，影響自己的仕途，所以國有銀行往往對地方政府網開一面。 從長遠來說，我們需要進行兩個重大改革：其一是利息市場化，這樣非國有銀行才能對國有銀行形成真正的競爭壓力；其二是銀行放開對民營資本的準入，民營資本就會以市場化的高利率吸收存款，這樣我們現在迫切需要以目標管理制來提升政府的專業水平，更要以法定的目標來約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為。同時要在當前行政架構下加強問責，以獨立的政策評估部門，提高問責和行政專業水平。比如我們的財政透明，完全搞錯了方向。其實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分幾大類、搞多少名目，這些名堂根本不重要，你就按照撥錢的具體細節披露就行了，每筆錢是誰批準的，批準給誰的，決策的基礎是什么，誰負責執行的，執行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效果，有沒有問責。然后，我們就專門看那些決策離譜、金額巨大、沒有執行的，然后看看負責決策和執行的官員是不是被追究責任了。如果說所有東西都按照公式和流程來走，行政效率一定會大為提升。 再比如貨幣政策，我們不應該再讓貨幣政策盲目地服務于經濟增長，更不應該把貨幣刺激當成經濟增長離不開的長期“補藥”。我們應該首先對央行提出法定目標，中央銀行沒有義務也沒有權力服務于任何經濟增長目標，央行唯一應該做的就是確保貨幣政策的獨立，確保通貨膨脹一直可控，確保這個核心目標完全不受政府的干預。在這個法定目標下，我們再從外匯儲備、金融管制、政府投資和壟斷行業定價四個方面化解通貨膨脹。在外匯儲備方面，我們要控制貿易順差和外商投資，適度啟動人民幣升值，調低出口退稅，或者用其他綜合手段（如產業結構調整）來適度控制貿易順差的規模。同時，修改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標準，優化地方招商引資項目，從而控制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 而通貨膨脹的根本是因為政府投資，由此帶來的非理性亢奮盤活了外面來的洶涌貨幣，有了貨幣為虎作倀，這個異常亢奮的需求導致國內要素全面緊缺，從勞動力到自然資源的價格都因此大幅上漲。因此，當務之急是遏制地方政府的舉債投資沖動，調整商業銀行目前的粗放管理模式，走出現在這種“上市圈錢，補充資本，大舉放貸，再去排隊圈錢”的怪圈。現在，地方政府跟國有銀行借錢，因為兩頭都是國家的，而且國有銀行的地方主管也不想計提壞賬，影響自己的仕途，所以國有銀行往往對地方政府網開一面。 既能保持流動性，又能給地方政府的投資項目以真正的約束。改革可以從大額存款的利率自主化開始，在基礎比較好的浙江試點，而民營銀行的股東應該盡可能避免一股獨大，應該吸取過去的浙江經驗，一次引入多家民營股東，彼此制衡，防止關聯貸款和金融系統風險。而為了避免墨西哥和阿根廷那種金融動蕩，我們這兩個改革的時間都應該早于大規模的資本賬放開。當然，鼓勵民資要想落到實處，已經不是再發幾個“新36條”能起作用的了，我們需要以問責監督督導地方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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